“蝸居”是房改前全民對于住房的集體記憶。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向記者回憶了那個年代他的家居：“我們一家3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一間房，一間房包含所有功能，煤油爐子就是廚房，痰盂就是廁所。很多人把蜂窩煤爐子放在過道。”

　　那時候，解決住房主要是“等國家建，靠組織分，向單位要”。對于房改前中國城鎮居民的居住狀況，原國家建設部副部長楊慎提供如下調研數據：“從1956年到1986年30年間，全國城市僅蓋了7億平方米住宅，按照50平方米一套，折1400萬套，平均每年47萬套。1985年國家對城鎮住房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人均住房面積僅2至4平方米”。

　　原房改課題組組長孟曉蘇表示，“問題導向”倒逼中國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1978年以后，國家進行了多次房改試驗，幾經反復。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發布，正式開啟了我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結束了福利分房制度。

　　借著時代賦予的契機，1993年，已是宜賓市副市長的樊建川辭職下海做了第一個房地產項目，此后在成都、德陽、都江堰做房地產開發。就在那段時間，一批房企應運而生。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98年至2017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完成85萬億元。樊建川說，我國住房市場發展極大地改善了民眾居住環境，并推進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

　　“0001號”住房貸款合同：見證居民住房條件翻天覆地變化

　　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市分行保存著一份編號為“0001號”的“職工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它標志著上海發放了全國第一筆個人住房貸款。

　　1992年5月5日10時26分，上海華光儀器儀表廠職工楊希鴻在這份合同上簽字蓋章，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對于自己買房，當年的居民在接受上經過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住房改革經歷艱難探索階段，于上世紀90年代逐漸拉開大幕。1991年，住房公積金制度在上海開始試行，1994年在全國推廣，這使我國住房制度改革不再局限于舊房出售或租金改革，住宅建設得以加快。

　　1992年，原本居住在13平方米閣樓里的楊希鴻一家，用建行貸款付清了一套位于虹口區東體育會路的建筑面積53.36平方米的兩居室的房款；2001年5月，他再次向建行申請個人住房商業性貸款，購買了新華路上一套135平方米的公寓。

　　從公積金貸款到商業性貸款，從最早的13平方米閣樓到53.36平方米的兩居室，再到135平方米的四室一廳，楊希鴻的買房經歷印證了上海乃至全國從解困型購房到改善型購房的時代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家”經歷了從福利分配到個人消費的巨大轉變。在房地產市場形成的背景下，我國居民住房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36.6平方米。“改革開放40年來，從蝸居到更加適居，中國的城鎮居民住上了更寬敞的房子，過上了更有尊嚴的生活。”孟曉蘇說。

　　“出棚進樓”：托底低收入家庭“安居夢”

　　不久前，55歲的徐州礦務局職工李建庭在自家94平方米的房子里給記者翻看一張發黃的老照片，背景是只能容下一張床的臥室和掉漆的墻壁。

　　“從1990年開始，我一家三口住在棚戶區2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12年。棚改后，2012年我買下了廠礦為職工新建的住房。”李建庭說。環顧他的新家，淡褐色的木地板、象牙色的落地窗簾、窗戶上貼著的“囍”字窗花，流露著三代同堂之家的安穩祥和。

　　在徐州，像李建庭這樣“出棚進樓”的居民累計已有30萬戶，他們集體告別了“房屋低矮、道路狹窄、污水橫流、數百戶人家共用一個旱廁”的生活。大面積棚戶區改造還改善了老工業基地的城市面貌，從“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如今徐州市區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園有170多個。

　　棚戶區改造在我國進行了長期多方實踐。2007年8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要求加快集中成片棚戶區的改造工作。到2018年，我國啟動以棚戶區改造為重要內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已經10年。10年間，全國棚改累計開工3896萬套，圓了1億人的“安居夢”。

　　繼續減少棚戶區面積，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質，全國各地還剩下不少“硬骨頭”。住建部相關負責人表示，棚改重點攻堅的仍是老城區內臟亂差的棚戶區和國有工礦、林區、墾區棚戶區。2018年至2020年，“三年棚改攻堅計劃”要再改造各類棚戶區1500萬套。

　　聯合國人居署官員贊嘆，中國探索的棚戶區改造經驗是“一個世界奇跡”，對世界各國都具有借鑒價值。